自古国家将兴隆平之运、建不拔之基者，则必上天为生贤杰之佐，启佑其主，戴翊其世，而成非常之功。故有商之兴也，汤得伊尹，高宗得傅说；周之兴也，文王得吕尚，宣王得申、甫；汉之兴也，高祖得三杰，光武得寇、邓；唐之兴也，太宗得房、杜，肃宗得郭、李。故皆能光启皇图，成中兴王业。至于我朝，仁宗皇帝享御绵久，道冠百王，泽浸四海，纯诚骏德，格于皇天。故天将锡我宋以无穷之祚，是生良弼，以赞襄大议，定策元嗣，置天下于泰山之安，神器有覆盂之固。时则有若康节张公，以清德直道，奋于寒儒，历职试位，由河东转运使入为御史知杂，正色抗论，以肃朝政。仁宗从谏知臣，眷公甚厚。公感上知遇，夙夜思报。于时国本未立，公因启建储之议，事未果，出典外藩。及拜御史中丞，复进前说。仁宗益爱其言，而将行之，遂用公为执政。至嘉祐末，公既为枢密使长西府，会韩魏公为元宰，二府协力，以赞丕命，英宗皇帝遂继大统。公之勋烈，辉映万世。乃退身养道，十有馀年，康宁寿考，薨于正寝。而朝廷赠有诰，谥有议；士大夫慕公之德者，哀有词，祭有文。及铭于圹，纪于碑，而状于太史者，皆所以述公之功德。然尚得其髣髴，而未之尽也。至今上特题其碑之额曰「清忠旧德之碑」，然后公之大节，于是乎称矣；国家崇德报功之道，于是乎备矣；天下修己为善之人，于是乎劝矣。一举而三善从之，可不谓之美欤？在昔人臣立大节、成大功，为天下士民之所称爱者，未必见知于时君；居高位、席盛宠，蒙遇于时君者，未必见称于士大夫；善其初者，未必能保其终；盛其名者，未必能安其身。如公者兼得而并有之，可不谓之完欤？嗣子虞部君集公之赠诰、谥议、哀辞、祭文、行状、碑志为上下二卷，以藏于家，以传于世，盖孝子继志述事之一端矣，属某名其集而为之序。某以先君文正公有同榜之契，而知公行事为详，义不得辞，请名其集曰《完美》，因以公之大节而叙其说云。

辟黄扉而熙万类，虽后陶甄；掞华藻而被群才，敢希题品。具输悃欸，登彻崇严。切以国家端出治之源，宰辅受举能之责。入则垂绅正笏，日谒帝以进贤；出则濡牍剡章，岁限员而荐士。维中外之同体，共推扬之一心。凡借齿牙，立生羽翼。曾谓驽骀之贱，妄经皋乐之前。如某者才谫命奇，地寒族替。弓冶沦箕裘之绪，鼎仪坠阀阅之传，颠踬穷途，侵寻半世。原念登门之始，亟蒙下榻之知。时际秉钧，哀深陟岵。适在幽隐之地，莫逢造化之功。墙角残蔬，自绝阿衡之鼎；海隅断梗，空瞻傅说之舟。既请字民，庶谐将母。逮甫戊期之及，会新遴选之严。扫轨里居，已更六载；易阶京秩，尚阙四章。在行道已犹怜，矧趋风之有旧。恭惟某官爽邦硕辅，命世真儒，嗣洪烈于皋夔，统正传于洙泗。建牙藩翰，暂均剖竹之劳；推毂英豪，罔替拔茅之志。倘矜锁陋，当辱记怜，赐之顾盻之隆，假以扶摇之便。某谨当镂膺戴德，铭己知恩。是日崇墉，获厕登龙之列；异时大治，愿为附凤之阶。

说进于王曰：「呜呼！明王奉若天道，建邦设都，树后王君公，承以大夫师长，不惟逸豫，惟以乱民。惟天聪明，惟圣时宪，惟臣钦若，惟民从乂。惟口起羞，惟甲胄起戎。惟衣裳在笥，惟干戈省厥躬。王惟戒兹，允兹克明，乃罔不休。惟治乱在庶官，官不及私，昵惟其能，爵罔及恶，德惟其贤。虑善以动，动惟厥时。有其善，丧厥善，矜其能，丧厥功。惟事事乃其有备，有备无患。无启宠纳侮，无耻过作非。惟厥攸居，政事惟醇。黩于祭祀，时谓弗钦。礼烦则乱，事神则难」。王曰：「旨哉！说乃言惟服，乃不良于言，予罔闻于行」。说拜稽首曰：「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王忱不艰，允协于先王成德」。

臣某曰：天之聪明，广大含容，故人君当法则之。夫号令不慎则贻羞辱，甲兵不慎则召寇雠，衣裳当择人而后赐，干戈必省己而后动。君能信此，则无不休美。夫官及私爱则士不劝，爵及恶德则民不安。虑事不可以不善，举动不可以不时。矜能眩智者，自满之道；事事有备者，消患之本。宠小人者，欺罔之言日进，非纳侮而何？志欲革俗，而嗜好不免同俗，非耻过作非而何？傅说陈此言，高宗信而服行之，犹曰「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」，可见贤臣戒君之深切也。行此数事，而中兴商祚，可见王道之简易也。

天子□□□□年，番阳李荣庭撰书辞托张国贤、彭汝翼来告谢枋得曰：「笃行先生赵公及其子忠定福王严事朱文公。文公过其庐，忠定长子崇宪师之，忠定从弟汝靓有东山书院云风堂，乃笃行、忠定兄弟教子孙之所，题则文公笔也。天下大乱，汝靓之后寒饥滨于死，终不以非道去贫，书院遂为北胥徒所有。荣庭不忍见，鬻常产，倍价取之，不敢曰吾庐。设先圣燕居堂，师友讲习藏脩各有所，规矩如国初四书院，肄业则明体适用如湖学，愿与天下英才共之。俾文公之道大明于斯世，笃行、忠定之家学亦不绝矣。子以为何如」？枋得曰：大哉，李君之志也！亦知学之有功于天地乎。古之大臣能以道觉其君民者自伊尹始，能以学勉其君民者自傅说始，于国家若无所轻重也。君不幸而有受之暴，臣不幸而有文王之圣，流风遗俗犹系天人之心者百馀年。八百国之精兵，不能敌二子之正论，武王、太公凛凛无所容，急以兴灭继绝谢天下，殷之后遂与周并立。使三监、淮夷不叛，则武庚必不死，殷之命必不黜，殷之号位必不夺，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为上公也。殷亡矣，多士多方不服者三十年，成王、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气，曰「商王士」，曰「有殷多士」，曰「殷逋播臣」，未敢以我周臣民例而观之，矧敢视之如寇雠乎？殷人何以得此于圣贤哉！人纪不绝，天地赖焉，伊尹、傅说之教隐然在人心者未泯也。江沱汉广之民一变为鴂舌，文王、召公之道化何在？后九百年，一夫忠怀洁操，以楚人之声音而不失风雅之情性，指天为正，有殒无他。楚亡矣，义陵一邑思楚逃秦，隐居桃源者六百年，子孙犹不与世接。《召南》之教、《离骚》之义，吾于此见之。我孔孟立教齐鲁时，曰吾将以扶持三极，国人未必尽信也。合天下精兵而不敢加一城之弦歌，悬穹爵重禄而不能夺五百士之死义。汉高帝雄心霸气，谓一世无人，闻此二事，为之骇愕，为之涕泗。孔孟之教与天地为无穷者固不止此，此亦可以见其小验矣。自有天地以来，儒道之不立，至今日极矣。李君方将求师讲道，为江左诸儒倡，孰不迂之？然而宇宙间无此迂士，天地且不立，况人乎！由伊、傅至孔、孟，穷达虽不同，其道皆有功于天地，子知之矣。枋得切有请焉。今日师文公、学孔孟者必自读《四书》始。意之诚，家国、天下与吾心为一，诚之至，天地、人物与吾性为一，夫人能言之；手指目视常在于人所不见，戒谨恐惧常在于已所独知，天下能几人哉！不心旷神怡于人所不堪之忧，不去欲存理于视听言动之隐，语人曰「舜之事吾可以有为，四代礼乐吾可以自信」；舜与蹠不分于鸡鸣之善利，人与禽兽不分于昼夜之存亡，语人曰「吾正人心，即可成周孔，吾知性善即可为尧舜」。孔孟六经之教万世，文公《四书》之助孔孟，所望于天下英才者果如是乎？嗟乎！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国，竟灭于诸儒道学大明之时，此宇宙间大变也，读《四书》者有愧矣。虽然，达而行道者有负于孔孟，学者所当戒也；穷而明道者终无负于孔孟，学者所当勉也。荣庭祖仰高、国贤祖介持皆以有道祠于学，汝翼则笃行四世孙，观其志当有立于天下，所学必进而未止也。

单阏之岁兮，四月孟夏。庚子日斜兮，鵩集予舍。止于坐隅兮，貌甚闲暇。异物来萃兮，私怪其故。发书占之兮，谶言其度。曰：野鸟入室兮，主人将去。请问于鵩兮，予去何之？吉乎告我，凶言其灾。淹速之度兮，语予其期。鵩乃叹息，举首奋翼，口不能言，请对以臆。万物变化兮，固无休息。斡流而迁兮，或推而还。形气转续兮，变化而蟺。沕穆无穷兮，胡可胜言。祸兮福所倚，福兮祸所伏。忧喜聚门兮，吉凶同域。彼吴强大兮，夫差以败。越栖会稽兮，句践霸世。斯游遂成兮，卒被五刑。傅说胥靡兮，乃相武丁。夫祸之与福兮，何异纠纆。命不可说兮，孰知其极。水激则旱兮，矢激则远。万物回薄兮，振荡相转。云蒸雨降兮，纠错相纷。大钧播物兮，坱圠无垠。天不可预虑兮，道不可预谋。迟速有命兮，焉识其时。且夫天地为炉兮，造化为工。阴阳为炭兮，万物为铜。合散消息兮，安有常则。千变万化兮，未始有极。忽然为人兮，何足控抟。化为异物兮，又何足患。小智自私兮，贱彼贵我。达人大观兮，物无不可。贪夫殉财兮，烈士殉名。夸者死权兮，品庶每生。怵迫之徒兮，或趋东西。大人不曲兮，意变齐同。愚士系俗兮，窘若囚拘。至人遗物兮，独与道俱。众人惑惑兮，好恶积亿。真人恬漠兮，独与道息。释智遗形兮，超然自丧。寥廓忽荒兮，与道翱翔。乘流则逝兮，得坻则止。纵躯委命兮；不私与己。其生兮若浮，其死兮若休。澹乎若深泉之静，泛乎若不系之舟。不以生故自宝兮，养空而浮。德人无累，知命不忧。细故蒂芥，何足以疑。

某幼而喜为文，至今二十年矣，于文无所不观，始诵其言，中探其义，卒明其道。其言则自简编以来，凡可以使人骇心动目者，皆是也；其义则学士大夫类能言之矣，故缺而不论，而独论其道焉。夫文何以为者也？圣人所以探深索隐而化天下者也。是故神而明之者君也，辅而翼之者相也，铺而陈之者卿大夫也，而士不预焉。夏商以前，其文逸矣，然见于后世者，非宓羲、尧、舜、禹、汤之所为，则皋陶、益、稷、伊、傅之所作也。当是时，不闻有卿大夫以文显于世，而况于士乎！彼非有所不能也。文事兴于上，则在下者无事于此也。今夫《易》之卦爻，则是圣人所以开物成务者也；《诗》之风谕，则是圣人所以移风美教者也；《书》之训誓，则是圣人所以发号敷命；而《春秋》之纪事，则是圣人所以劝善惩恶者也。此数者，皆圣人所操持以为化天下之具，则士安得预其间哉！周衰，开物成务之道不行于上，而后孔子彖而象之。劝善惩恶之道不行于上，而后孔子笔则笔，削则削，以至移风美教之道不行，而后三百五篇定焉。发号敷命之道不行，而后百篇叙焉。凡孔子之所条，皆上述尧、舜、禹、汤，而下述益、稷、伊、傅，以示后世而已，非有意乎自为文也。后之学者不求其道而求其义，不求其义而求其言。求其言者斯为下矣，而尚有不能尽，则其于道岂万分之一乎？呜呼！自六经而后，文体何其多变也，其源皆出于六经，而寖失其体。是故学彖象者其流则为论、为义，学笔削者其流则为传、为记，学三百五篇者其流则为箴、铭、赋、赞，学百篇者其流则为表、启、疏、檄，又于其间增之以浮夸，杂之以靡丽，则文之用于下者多，而施于上者寡矣。故后世工文者，率皆布衣穷居之士，而时君国相以是为虚饰，凡先王所以化天下之具，至是而为一小技尔，岂不深可惜哉！宋以文德为治，今上睿文益高，赫赫昭昭，已高出五帝三王之右矣，又选于众而用相公。伏惟相公以大儒经世之文，当元宰秉钧之任，以昌言则益、稷，以赓歌则皋陶，以对扬则傅说，其设之于政事则又兼前代之轨模，耸远方之瞻听。盖道之不行，千有馀岁矣，于此时而吾君神明于上，吾相辅翼之于下，则是万世之一时也。以今准古，士虽无预于文，然上既责学者以古圣人之道，而士因于馀习，其文不能近六经，至有汉晋之弊，有志之士咸知患此，而独未有推言之者。某不佞，以为当万世之一时而不言，则古道当何时而兴耶？方今去夫子已千岁，而去夏、商则又远矣。如欲恢复古道，必将自其言始，使立言者其体稍近六经，则于道或得其一二，下焉不为汉晋之文，上焉有以助吾君吾相化天下之道，甚非小补也。故尝著书八篇，粗论其事，既以上登闻矣，又以其副献诸相公。窃观自汉而下，虽世所谓贤相，特以簿书期会为急，未有及此者也。惟先正王文公数为神考言之，则某今日所望于相公者，岂浅浅而已哉！某一介之鄙儒，技艺无以踰人，前岁上书，诏得附试，是时相公位在黄门，事之本末所具见也。闻之道路，独尝辱借一言之重。然而命穷力薄，旋触闻罢，今二年矣，而犹茫茫未得入仕之路。诚见有道之世，丝毫之才皆得收用，故未分深潜远引，而复为今日之举，则今日所望于相公者，又非前日无意于人材者之所为也。昔王文公之为相也，诸生有徐禧者著书数十篇言时事，文公取以闻上而官于朝。盖古之人以道自任者，必旁求山林之士以为用，是以豪杰交归之，而功业著于天下。今某朴暗固不足以言世务，然其说不为无补。而相公方率循文公辅翼神考之道，以佐圣主，某也不佞，愿以其不肖之躯为山林之士先焉，惟相公取八篇之书而省览之，如可观采，亦以言上，不胜幸甚！

圣人之道，布于方策，非高远而难知，迂阔而难行，汗漫而不可考信。大概以简易为宗，以尽天下之理；以仁义为用，以成天下之务。自微言既绝，章句之学，承流而兴，百家异论，众说殊指。学者各习其师，亡失本统，释数字之文，有至十数万言，而是非无所取正，求之以经世范民之用，为天下治国家之大略，盖阙如也，岂设教贻训之深旨哉！人君之立乎民上，虽至诚深智，究达万事之表，必师式要道，以建皇极。是故《书》称尧舜禹之德，皆以顺考古道而行之为盛，至于傅说之戒高宗，则亦曰：「事不师古，以克永世，匪说攸闻」。孟轲区区战国，游骋诸侯，非二帝三王仁义之说未尝辄道。由是而言，则为人君者，安可不知经术哉？舍是则万化之原无所稽法，而治乱之几惰于应变矣。人臣之处乎朝廷，虽远谋至识，欲尽致君之分，必通习经训，求古知今，然后可以剖决大疑而裁量先务。是以两汉诸儒若董仲舒、儿宽、公孙弘、夏侯胜、吕季主、隽不疑、伏湛、侯霸、鲁恭、郑兴、桓荣之徒，皆以经术博彊，果于适用。其辅导世主，究陈政教，建大议，施远业，率有考据，足以垂宪千古，若持权衡，按绳墨，以别万物之轻重曲直，而毫忽莫敢欺也。由是而言，则为人臣者，安可不通经术哉？舍是则止于簿书刀笔之间，而无以谋王体，断国论，欲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回心而向道，难矣！永惟圣人垂教之原则既如彼，君臣之际，体道师经，则又宜如此，而学者不穷六经之用，以推治乱之变，规规于章句之习，务为衍说，而滋破碎之弊，亦足惜焉。臣尝探索大原，得其至要，以为《易》之本始，由数而入象，得象以穷理，皆天地万物自然之蕴，不必旁摭异端，以就其说，故论《易》。政教之迹不同，则风俗代变，圣人著其始终，以贻后王之戒，可以意得，而有不可以文辨，故论《诗》。刑赏失柄，则王道归于笔削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裁之以权制，故论《春秋》。天人精祲之际，莫若修己以奉顺，政执其中，则万端不失于偏陂，故论《洪范》。明天性者长于教，故论孟轲。言而不知其归，则或叛去礼义，故论荀卿。经所以议道，而不可议以数，故论扬雄。不以天下动其心，则能保天下之治，故论唐虞。垂法创制，其效远者其流长，故论三代。得天下而无以守之，则亡必速，故论秦。乘可为之时，则不当茍简而治，故论西汉。先几预虑，则势不夺于小人，故论东汉。利害之体，必通究而善治，故论魏。祸乱之萌，必有以召而后发，故论晋。治人之道，必以诚为任，故论隋。天下之势，陵坏必有渐，故论唐。鉴于近事，则切直而易谕，故论五代。举其条目而著之篇，故有《论略》。言古验今，庶乎有补而已也。

为上而尊，居下而卑，履贵而隆，处贱而杀者，事之常也，天下固有之矣。宜伸而屈，宜屈而伸，可重而轻，可轻而重者，事之不常也，天下亦有之矣。此二者尝质之于君臣之际，其始若异，而终则同，盖归于义而已也。今夫万乘之崇，九重之盛，被衮南面，人皆俯伏稽首而愿为之臣，是其尊不可卑也，其贵不可贱也，其伸不可屈也，其重不可轻也。草茅之微，市井之陋，退处穷阎而甘心藜藿者，其下不足尊也，其贱不足隆也，其屈不足伸也，其轻不足重也。然而人君尝有降心损己，以致礼于岩谷之士，而不以为愧耻者，何也？盖有求于下而为之。人臣尝有笃守深信，以全其志，不见诎于世主，而不以为悖慢者，何也？盖无求于上而为之。孟子曰：「古之贤王，好善而忘势；古之贤士，乐其道而忘人之势」。赵氏从而释之曰：「好善忘势，以贵下贱之义也；乐道忘人之势，富贵不动心之分也。各崇所尚，则义不亏」。斯极致之论矣。夫圣人之所以营治天下者，以道德才智为之用也，而彼有取焉，则虽致礼而不为愧耻，成汤之于伊尹，高宗之于傅说，文王之于吕尚，可谓好善而忘势者矣。夫众人之所以取适其欲者，惟爵禄宠利为之劝也，而我无取焉，则虽自守而不为悖慢，夷齐之于周武，四皓之于秦皇，严陵之于汉光，可谓乐道而忘人之势者矣。《易》曰：「贲于丘园，束帛戋戋」。又曰：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」。二爻之设，抑亦配于斯也。要其归，则上为好贤之君，而下不失为守节之士，于义何损焉！

问：增益君德，务学为先，开广治道，求言为急。讲学之功进，则上之性愈明；求言之路广，则下之情毕达。此驰王骤帝之本原，致理兴化之轮舆也。然古今殊事，有不可以例论者。傅说之告高宗也，曰终始典于学。至求其所谓学，不过多闻古训而已。所谓多闻古训者，上世之所传乎？抑先代之已行乎？周公之教成王，师氏以美诏王，冢宰坐而论道。夫所谓坐论而诏王者，不过居虎门之左与道揆之任而已，而所谓虎门道揆日相讲论者，切磋警戒而已乎？抑诵说语言而已乎？《书》固尝曰舜辟四门矣，然自遐远而献言者，何不载于二典耶？《诗》尝言先民询于刍荛矣，然自草茅而纳善，何不见于《诗》《书》耶？岂古人之学不过心传面命，而孜孜听纳亦未尝如后世旁搜而博访耶？汉有金华之讲，唐有露门之讲，不知所读何书？所求何道？君德之增损何如耶？汉置议郎、博士掌论议，至唐四善二十七最，以献可替否为侍臣之最，不知言议之有补者有几？论建之可行者有几？言路之通塞何如耶？恭惟主上留神讲学六籍之大法，祖宗之成训，历代之得失，日与鸿博相讨论，务学可谓勤矣。牧守之陛辞，百官之轮对，给舍台谏之论驳，虚己翕受，曾靡留难，听言可谓博矣。迩者纳迩臣之请，犹欲加意于问辩之际，申诏侍从举献纳之职，上跻帝王之隆，不在兹乎！愿历考古今汉唐务学听言之得失，以对扬王休。

陶闻之，圣人之所谓道者，以简易为宗，以该天下之理；以仁义为用，以成天下之务。非幽远而难明，阔疏而难施，汗漫而不可考信。自微言既息，章句之学，随流而兴，百家异骛，众说殊骋，各习其师，忘失统要。故为《易》者不穷天地之本始、变化之至神，以推迹于人事，而务言上下无二经之异，《系辞》非仲尼之作。为《诗》者不究风俗之代变，王道之初终，以参验于治体，而好议《商》、《鲁》二颂之不同，毛、郑两解之小异。为《春秋》者不考赏刑之大原，权制善否，一归皇极，而争辨日月之为例，五始七等之成文。为《书》者不取君臣上下、都俞告戒之义，号令施设之体要，而竞论《武成》之不可尽信，《秦》、《费》二誓之不当作。有释数字之文至数十万言而是非无所处正，求以援世率民、乂天下国家之大略，盖阙如也。昔者尧舜之盛，崇冠百王，而《书》称其德乃曰：「顺考古道而行」。傅说戒于商宗，则亦曰：「师古以克永世」。孟轲皇皇战国，开说诸侯，然非二帝三王仁义之语，未尝辄道。摭此而论，则君臣之际，舍斯文要道，安所稽法，以全适治之具哉？是以二汉硕儒若董仲舒、儿宽、公孙弘、夏侯胜、隽不疑、伏湛、侯霸、鲁恭、郑兴、桓荣之徒，皆以经术博彊，果于适用，其辅导世主，推明治统，建大议，施远业，率有考据，不悖于三纲五常之分义，若持权衡、按绳墨，以审万物之轻重曲直，而毫忽莫敢欺也。永惟圣人立教贻训之心则既如彼，君臣之际师经式道则又宜如此，而学不执六经之用，以酬世务之变，乃放肆纷纭，乐为衍说，而滋破碎之害，深足惜焉。抑又闻哲人志士之所存，不以离俗为高，求全于世而已。盖仁以为任，远而逾励，大则欲恢隆先务，以跻至治之极；小则欲举偏补弊，以便安于一时故也。然三代之盛时，皆出于圣人经营创业之法，足以维持百世，是故井地以授民，什一以定赋，而天下之食足；九赋以待用，九式以均节，而天下之财丰；制乡遂以为六师，农隙则教战，而天下之兵强；自家党以上至于国都，皆立学以训导，而天下之士得其素养；六卿率属，辅昌王治，中外之务必举，而天下之官无倖位。凡所以用于政教者，皆可循而守之，其贤智才能之人，惟在办事，而不复有加损废置之作。迨夫两汉之兴，皆乘丧乱之极，三代之宏规大范，盖无存者。其君臣之计议，多出于一时之茍简，而百度未俱，不足为后世之袭用。及其弊生变起，则贤人君子裁量揆叙而为之策。是以七国交峙，而外有尾大之衅，反者将起，则晁错献削地之说，以弱诸侯而彊王室。百姓背本而趋末者众，淫侈之俗日长，而财用大蹶，则贾谊陈务农之计，欲驱游手而归之南亩，以广储积。兼并之路不塞，而富室拥资巨万，贫弱愈困，则仲舒贡限田之议，以检过制而补不足。牧人之吏屡见罢易，而生民不能绥静，则朱浮申苛察之戒，欲久其职，俾人服从上教。选举失实，贤不肖混乱，而无以协宣风教，则左雄抗限年之请，以考练名实，要之得人而任。刑烦禁密，世主以峻政为威，而元元陷于惨暴，则陈宠上蠲法之疏，愿除其溢于甫刑者，以应经中礼而济群生。凡为是者，大概缀缉缺漏，枝柱倾邪，随形栽割，期措斯民于康靖之域而已也。抑又闻，圣人之政，皆切致治而不能无弊；学者之言，务好陈文而未必可以适用。以不足适用之言，陈不能无弊之政，则华采浮胜，而事非根切，岂所谓有补于世哉？昔汉文以恭俭治天下，号为隆平，朝廷无大过，边鄙无大忧，天道地化无大变异，生民无大失职。然而献书者以为可痛哭、可流涕、可长太息、背理伤道，难遍以疏举。岂当时之势诚尔邪？盖亦激于忠愤，力为切直可畏之语，冀以感悟人生之意故也。陶尝读六经，探索要归，舍章句之习，而务以简要明切为之本统。又尝历览旧史，窃迹近事，考究古今得失盛衰、治乱安危之变，而仅有得者，乃言而笔之。不溺于侈辞夸说，以求工于文，而庶几焉一有以资治理之用。治平中，知者谓其可塞天子直言之诏，采而闻诸朝。验于今日，则时异事变，而畴昔之论，多无取矣，然犹勉竭区区，欲求合于科举之式度者，盖知其指归也。恭惟阁下德业。文章之懿，充积于中，辉光于外。以二帝三王之道献告吾君，讲修国具，以幸万世，博收天下之材而权乎器任，俾尽其用，安以一介为微而不见录于左右哉？《诗》曰：「菁菁者莪，在彼中阿」。言君子长育人材，则天下喜乐而咏歌之矣。又曰：「先民有言，询于刍荛」。言古之贤者谋及匹夫，而取其善也。夫二《雅》之奥训，皆明哲之所履蹈，以完其事业。陶固不足被长育之赐，亦庶乎先民之询者矣，惟阁下一与之进，幸甚幸甚。

臣闻王者立三公、法三光，立九卿以法天，明君臣之义，当得贤人。《易》曰：「鼎折足，覆公餗」，喻三公非其人也。《书》曰：「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以法天地」。昔孝文皇帝幸邓通，不过中大夫。孝武皇帝幸韩嫣，赏赐而已，皆不在大位。公孙弘以布被修德，擢备宰相，巧言令色，君子不贵。昔成汤拔伊尹于鼎俎，文王招吕尚于钓滨，武丁显傅说于版筑，桓公举宁戚于击角，皆以立霸王之功，腾茂绩于无穷。岂以利耳悦目为得意哉！今大司马卫将军高安侯董贤，累世无功于汉朝，又无肺腑之连，复无名迹高行以矫世，升擢数年，列备鼎足，典卫禁兵，主历天文，无功封爵，父子兄弟，横蒙拔擢。赏赐空竭帑藏，万物喧哗，偶言道路，诚不当天心也，昔褒神蚖变为化为人，实生褒姒，乱周国。恐陛下有过失之讥，贤有小人不识进退之祸，非所以见卓尔垂法后世。陛下采刍荛，贤负薪，冀有益于毫厘（荀悦《汉纪》二十九：元寿元年，侍中王闳上书谏，不从。案：此书班书未载，《御览》七百十六引《汉名臣奏》云云，王莽斥出王闳。太后怜之，闳伏泣失声，太后亲自以手巾拭闳泣，亦班书所未载。范书为王闳立传，亦简略不详。）。